康健：各位领导、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

　　康健：我来这里参加文件准备了一个PPT文件，我主要谈一些观点。

　　康健：我1981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教了20多年，现在在北大附中做校长，可能这种经历的人并不是很多。今天这样一个主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当然也正式因为自己的这种经历使我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对中学有了一些不同于他人的感悟。现在研究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好像铺天盖地，研究的成果也很多、著作很多。但是好像创新的人才见少，这好像是学术界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年日本有一位老先生到内蒙种树，他说当年研究沙漠的人特别多，成名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但是沙漠似乎在扩大。可能研究创新的人比我们希望培养创新的人还要多。

　　康健：我对这个会议非常感兴趣，是希望让我们突破原来我们高考那样一种独木桥，那样一种非常狭窄的纽带的连接，而使我们寻找更多的途径让大学和中学能够连接起来。刚才我听了咱们潘校长一席话和前面的一些发言，我们讨论了很多教育的问题和教学的问题。当我们陷入相对稳定的制度，甚至相对稳定的制度持续很多年以后我们自己不以为然了。但是恰恰当我们跳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些重点学校，我们走到中央美院的时候，我听了潘先生的一席话时我有一些反思，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康健：我想到一个教育的特点被我们忽视了，潘先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教育本身具有一种不可重复性。不仅仅在普通人才上，也包括创新人才，不可重复性是非常重要的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呢？

　　康健：我觉得其实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宁愿相信好的教育其实是更像一个艺术，而不是一个科学。

　　康健：《论语》形容孔老夫子的时候，一会儿他在前，一会儿他在后，你找不着，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师，你每天都可以得出结论的时候那就是匠人，所以齐白石刻图章和小贩刻图章是不一样的。齐白石到外面转三个月回来刻一个图章价值连城，小贩三分钟刻一个，几块钱。最近一些书流行，大家之后没有了大家，其实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大家，而是如鲁迅说的那样，在没有天才之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土壤。

　　康健：我在北师大有一个学生，他本科毕业的时候跟我有一次谈话，他说准备回家乡工作，我说你在班里号称“考不倒”，你怎么不选择考研而选择回家乡？他说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换来了“考不倒”，为什么？

　　康健：他说：老师，我说实话，我要背那些别人都不背死角的知识，我的笔记比老师的讲义还详细，但是我失去的是我的智商、灵感、激情，如果再让我读研究生，我恐怕让我提出个人的选题都很困难。

　　康健：再举一个例子，一次世界天才儿童大会在香港召开的时候，我们全世界号称天才儿童在大屿岛聚会。其中有一次外出活动，当然世界各国的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都去了。那天特别炎热，下了车以后第一个问题是炎热、口渴，必须找水喝。我一看那些白人孩子、黑人孩子拿可乐都喝上了，我问中国的孩子，我说你们怎么坐在车里面呢？

　　康健：他们说，老师没有让我们带水，也没有给我们钱。这些号称是天才儿童，那些外国孩子怎么解决呢？那些外国的孩子把他们的项链、耳环等小装饰物给小贩说，“我这值几个钱换一瓶可乐喝。”当然现在号称最尖端的人才，连生存的最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看过报告，我们在国外参加国际大赛竞赛的报告，我就不说学科和人了，我们下来的时候第一个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替孩子扛着行李下飞机。他们都是天才、都是优秀的人，怎么后面跟着一串像仆人一样的老师和家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