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破格”加入中国作协，引发了舆论的激烈反应。反对者如著名作家陆天明认为，作协“不能是贼的团体”，让一个抄袭者加入作协，是对作协的侮辱。而推荐者则辩解说，他推荐郭敬明加入作协并不是推荐一个道德楷模，“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

　　说起来，郭敬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的确算不上多大的事儿，就连郭敬明本人都觉得“无所谓”。但是，芝麻大的一件事却惹得那么多著名人士都站出来说话，而且一个个言辞激烈，说明它还是牵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

　　从目前见诸媒体的新闻素材看，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路径”可以描述如下：作协委托鲁迅文学院找到了出版方，并通过出版方找到了郭敬明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作家，然后由出版社出面找到王蒙等人“郑重推荐”，作协则绕开基本程序，破格将这个“80后”作家招至麾下。

　　由此不难看到，对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最“有所谓”的并不是郭敬明本人，恰恰是中国作协。作协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以韩寒、郭敬明等人在青少年读者中的影响力，如果能把他们纳入帐下，想必可以扩大作协的影响范围，提升作协的社会形象。应该说，中国作协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如此重视，甚至主动招揽和团结他们，显示了作协意图革新的新动向，这一点还是值得赞许的。另一个“有所谓”的当然是积极运作此事的出版商。说得更透彻一点，此次加入中国作协的不像是郭敬明这个作家，倒更像是他幕后的商业机构。通过持续不断的“吹风”，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变成了炒作新书的猛料，这样的商业策划从操作层面看无疑是成功的。

　　如果事情只是关涉到作协和出版商，那么，郭敬明加入作协就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美事，可惜，偏偏有人出来“搅局”。在反对者看来，一个社会无论怎样评价成功与失败，至少应该守住一些价值底线，比如说，偷窃的人应该感到羞耻，更不应该受到褒奖。郭敬明破格加入作协，恰恰就侵犯了这样的底线。郭敬明的抄袭前科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仅文学界和坊间都有定论，法院的两次审理也都确认了这一事实。面对如此鲜明的是非判断，郭敬明却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向公众和被抄袭者道歉，这让人看到他内心道德观念的紊乱、羞耻感的缺失，以及对作家职业底线的践踏。把这样一个漠视道德感的人吸收到最应具备道德情怀的组织之中去，当然会激起人们的不满，当然会令那些正直而勤奋的作家感到愤怒。也正是由于出现了“有所谓”的第三方，人们才欣慰地意识到，商业利益并没有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道德也不再是无关痛痒的闲话，无视大多数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做法，也注定不会畅通无阻。

　　推崇郭敬明未必就是爱惜人才、奖掖后进，批评郭敬明也未必就是犯了红眼病。就像人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某些大力鼓吹“80后”的评论家早就远离了文学标准、放弃了人格立场，已经变成了少数出版机构的“御用枪手“，他们的辩护只是暴露了自己的利益偏好而已。而陆天明、毕淑敏等人，一直以自己不懈的写作赢得人们的关注与好评，他们才是真正的作家，更是精神价值的守卫者和规则的维护者。这些人的“出场”，理应让中国作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应该认识到，作家协会在文学标准上变得日趋宽容是一件好事，作协更广泛地团结不同年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作家的做法也值得称道。但更应强调的是，文学的宽容不能泛化为道德的无原则，作家的文化身份也不能扁平化、不能成为无关时代精神价值的手工艺人，作协更不能以团结的名义放弃对道德标准的坚守，否则，文学就不再有意义，作家也不再会受到世人的尊重。

　　没有人会否认郭敬明加入作协的“影响力”，但那到底是怎样一种影响，确实值得好好地反思。如果它只是告诉年轻人，通过不正当行为也可以获得预料之外的收益，那么，不仅作协的良苦用心会泡汤，整个社会正在着力重构的道德秩序也会受到波及。对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所谓”。